然而接下来丹麦和瑞典的抗疫政策就开始发生分歧了。2月27号丹麦确诊了第一例新冠病人。丹麦政府在当天就宣布新冠是“对社会危害很大的、传染性很强的、死亡率也很高的疾病”,并同时要求所以去过疫区的旅行者回丹麦之后无论是否有症状都需要自我隔离2个星期。而瑞典的建议一直是去过疫区的旅行者回到瑞典之后如果没有症状就不需要隔离也不需要检测。

当丹麦禁取消了歌曲大奖赛和数个大型足球赛的现场观众席的时候,瑞典坚持举办了有3万现场观众的歌曲大奖赛,而且威胁不送孩子去上学的家长会根据义务教育法被罚款。在公共卫生局的建议下,瑞典禁止了500人以上的公共集会,但是不包括公司,学校以及私人集会。首相勒文在电视上发表对全国人民的讲话,强调抗疫是每个人的责任。

在不同的抗疫政策之下,瑞典去年第一波疫情中的死亡人数远远高于丹麦。到去年7月底瑞典第一波疫情结束的时候,瑞典因新冠死亡人数为5719人,每十万人口死亡56人,死亡人数世界领先。而丹麦的第一波疫情大概在5月底就结束了,至7月底,丹麦因新冠死亡人数为615人,每十万人口死亡11人,比瑞典低了5倍不止。下图为北欧模式热心网友做的丹麦和瑞典在第一波疫情中超额死亡的人数对比。

在一波疫情结束之后,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人称“安国师”的Anders Tegnell很自信的认为瑞典经历了第一波疫情之后已经建立起了“群体免疫”,将不再会发生第二波疫情了,而其他那些在第一波疫情中死亡人数少的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定会追赶上瑞典的死亡人数。然而这个情况并没有发生,瑞典第二波疫情依然比邻国严重。现在在经历了三波疫情之后,瑞典的超额死亡人数为10210人,每10万人口98人,而丹麦的超额死亡人数为440人,每10万人口7人。两国的死亡人数的差距依然很大。

丹麦从一开始就认为抗疫政策应该是由民选的政客制定的,而瑞典认为抗疫政策应该是由专家制定的。丹麦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新冠作为一种全新的病毒在科学上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并且认识到了抗疫政策之中的各种利益冲突。

Johannes Lindvall教授表示这个区别可能是由丹麦和瑞典不同的体制。他说:“瑞典2014年合并了公共卫生局和传染病防治局,因此只有一个国家机构对新冠的防治问题发表专业意见。而丹麦至少有四个专业机构,卫生委员会、医药管理局、医疗安全局和国家血清研究所,都在疫情之中给政府提专业的建议。这让丹麦政府从刚一开始就发现在防疫问题上专家的意见并不是统一的,需要政府的介入来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冲突。”

Johannes Lindvall教授指出另外一个原因是瑞典从传统上就一直强调国家机构(瑞典语:myndighet)的独立性。这与乌普萨拉大学政治学院的教授Li Bennich-Björkman的看法相同。她曾经说过:“瑞典在责任划分方面有一条清晰的界线。而在新冠疫情面前,这条界线表现的尤为突出。通常政府会负起自己的领导责任,但是在这种时候,也不得不尊重专家和国家机构的独立性。这种分界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7世纪。对于瑞典人来说,保证公务员不会受到政治压力的胁迫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我认为这个理念被执行的很好,瑞典几乎没有腐败。”

丹麦Venstre党的Jakob Ellemann-Jensen说:“我们看到从去年新冠疫情开始,丹麦的癌症确诊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并不是因为大家不再得癌症了,而是因为很多人没有得到医疗服务因此没有得到确诊。” 他强调政府应该尊重专家,但同时表示决定封锁或者开放社会的责任在民选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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